再例如，我国目前专业养老资产管理机构为数有限，企业年金的营运人或提供商几乎完全是由一些金融机构成立一个独立小部门来担任。这样，治理的任务就显得更为艰巨，例如，治理的重要性是否会受到公司高层的足够重视，力度是否到位，管理是否跟得上，人员是否受过培训(考虑到成本控制，绝大部分金融机构管理年金的部门也就只有几个人组成)，网络平台是否可以横向与纵向兼容，账户管理的设计是否需要制定行业标准并得到最终确认，由谁牵头制定，待遇给付即产品设计是否违规，由谁判断具有权威性，缴费标准和给付公式是否打“擦边球”，谁有专业能力予以仲裁，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而且它们都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有人牵头联合开发和制定，并且，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行业和业界人士的深度介入和参与。　　
　　第五，横向看，完善企业年金治理对监管模式和监管制度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虽然从本质上讲，企业年金仍还是一种金融手段，与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信用社等其它功能类似的金融机构没有什么两样，即将公众手中众多零散资金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资本水池，然后与投资者就风险、资金流动性和收益分配等相关事项达成协议并据此进行投资运作；但与其它金融业如银行业和保险业相比，企业年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不管企业年金的特殊性有多少，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差异则体现在企业年金对资金安全性的要求上；企业年金的安全性主要靠两个制度保证，一个是外部监管，一个是内部治理。所以，就外部监管来说，对其监管结构和监管战略的要求无论如何还是有自己的特定性的，因为，企业年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广泛得多。于是，对安全性的特定性要求便决定了对其监管方式的选择也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在“事先”监管即市场准入制度的两大类中，一类是开放性制度，另一类是限制性制度；开放性制度是指市场的准入基本向所有能够满足基本法规最低要求的所有实体开放，但在现实中，这类情况很少，这就是企业年金的安全性所决定的一个基本事实；而限制型制度是指监管部门对企业年金市场使用限制性和控制性的一个手段，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制度类型。限制性制度又可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许可证制度，另一种是注册制度；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对金融实体诸如最低注册资本金等若干基本条件和资质提出一些最低要求，实际上是意味着设立一个门槛；其不同之处在于，许可证制度的门槛稍高一些，注册制度稍低一些。那么，哪一种更适合我国具体国情？　　
　　各国实践经验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采取哪种制度要考虑到一些环境因素，它们包括:一是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一般实行注册制度，较低的国家实行许可证制度，即门槛的高低与人均GDP的高低有一定关系，它们之间呈负相关；二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司法大环境也对门槛高低的设定也有很大影响，在那些对司法和法律有很强依赖性的国家，一般采取注册制度，反之就采取许可证制度，准入条件就相对严格一些，即当一个国家法律制度非常完善、市场和公众对其依赖程度比较高的时候，一般就采取注册制度，而不是许可证制度；三是由于实行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国家对其安全性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一般采用许可证制度，人为地设置高门槛的准入条件；四是在企业年金数量较少的国家一般都采取严格的许可证制度，数量较多的一般采取注册制度。概而言之，经济越发达，金融市场越发达，司法制度越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越强，一般就采取宽松一些的准入制度，企业年金主要靠注册制度和自我约束。反之，“事先”监管制度就很严格。就是说，经济是否发达与“事先”监管的力度和强度是呈负相关的，或说与门槛的高低是呈负相关的。上述不同的大环境下采用不同高低的门槛，其根本目的是出于对安全性问题的考虑，就是说，外部大环境好一些的国家，环境方面的安全性系数就高一些，所以就采取门槛低一些的制度，反之，就只能采取门槛高一些的制度。既然“事先”监管制度的选择是受到全社会大环境制约的，不完全是主观一厢情愿的事情，那么，我国采取门槛较高的许可证的“事先”监管制度，就是符合具体国情的，也符合国际惯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