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风险管理基本是通过分散化投资来实现的。在投资产品既定的前提下，风险管理是投资管理的核心问题。所以，现代投资理论(MPT)是投资决策的重要指南：风险主要来自产品组合，而资产组合的关键在于对投资产品的需求和对投资管理人甚至基金经理的选择。这就客观地存在着一个“经理市场”的巨大需求，促使高管人才市场的发展。于是，CEO、精算师、计划师、设计师、咨询师、会计师等各种中介机构便如雨后春笋而出。
　　第三，成本管理几乎完全是通过金融服务市场来实现的。对养老基金来说，其规模越大就越关心成本控制问题。成本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投资管理人的规模。目前，公司规模少见多元化倾向，而主要呈现向两极端发展的趋势。一个极端是投资管理人偏好追求规模效应，因为投资管理人的规模越大越受顾客欢迎，可以在享受规模经济的同时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另一个极端倾向是，小型基金管理人始终占有比较固定的市场分额，其发展空间很稳定。这是因为小型管理人的优势是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经验多、信息灵通，其报价也很有竞争力，因而回报率也比平均回报率高一些。所以，在英语世界里，中型投资管理人的市场回旋余地似乎不大，因为中型公司既没有规模经济优势，又没有单位成本生产最低的专业化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最大的金融机构都出现在美国，而欧洲始终是不大不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资本市场只有10多年历史的中国来说，没有资本市场，就等于没有企业年金；而要发展资本市场，就必须要首先选准年金的制度类型。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信托型年金制度可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走入良性发展，并尽快成熟。
　　3. 从信托型制度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可实现良性互动
　　广义来看，信托型制度可以极大地刺激新型金融产品诞生和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这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与企业年金之间必然出现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供应商，而后者必然将前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息息相依。
　　有人这样描述说，全球资本市场的表现都与机构投资者即养老基金及其委托机构的决策有着拉近关系。相反，在欧洲，它们之间拉进关系的要求并不十分强烈。这导致那些过度依赖银行业和“内部市场”的国家的创新性比英语世界差一些。甚至像德国和瑞士等，就不得不经常从伦敦和华尔街购买大量的咨询业务和先进的产品设计。
　　创新性必然对风险资本提出巨大的市场要求，而风险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与养老金金融机构作用的不断膨胀也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它们共同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也是英语世界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
　　总之，与欧洲大陆相比，197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企业年金的资产之所以出现“天文数字”的发展速度，与其独特的金融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与其形成了信托型年金制度同样密不可分。
　　在现阶段，年金制度应该成为我国产业组织与金融组织相互发展与推动的一个重要媒介，成为支撑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还是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服务对象。而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制度安排里，信托型年金制度完全可以担此重任。